从中唐名将郭子仪的崛起论人生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自励

提示语：

元羡（宇文绍）是我的好友，她的文史功底不错，尤其热爱隋唐史，可惜她在2015年就不幸病逝了。

现在我将她过去写的一篇文章转给大家看，以文寄思。

从中唐名将郭子仪的崛起论人生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元羡

1、元羡初来艺苑，原是抱着学习观摩的态度，本不愿随便开帖。晋阳兄是第一个与元羡深交的艺苑大家。 在为晋阳兄才学的深度与广度折服的同时， 也为其出身而惊叹。 晋阳兄出自华州郭氏，是大唐名将郭子仪的后人。三国与唐朝是元羡最感兴趣的两个朝代，郭子仪作为中唐擎天一柱， 元羡也一直奉为偶像。与晋阳兄交谈的同时，发现兄长对自己的出身也颇为自豪。于是元羡决定作此文，祭拜大唐名将，同时奉与义兄。

近三百年煌煌大唐，给我们后世留下许多传说，许多遐想也有许多遗憾。 唐书中有君明臣贤的贞观之治，又有空前绝世的一代女皇，有锦天绣地的开元盛世，也有苍凉悲惋的天宝秋风。 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豪迈昌盛，又有“边庭流血成海水”的怛罗斯惨败。这其中最引人乐道的，只怕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李杨爱情，还有随之而来的“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安史之乱。自古以来，对安史之乱的原因，学者们有许多争论，或见罪皇室，或归罪宰相，或引之为后世持续千年的华夷之辩。在这里，元羡希望通过郭子仪的人生轨迹，讨论一下人生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抛砖引玉，且作笑谈。元羡身在异国，手边的资料只有一部新唐书，所有叙述论据将从此书或网络搜索引来。

郭子仪，字子仪（这也太省事了吧）。华州郑县人，新唐书中没有具体记载郭子仪出生的年代，古狗搜索显示其生于公元697年，这是尚在周武时期，武皇神功元年。提及这些是想点明一下时代背景，这一年是武周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年，酷吏来俊臣被杀，昭示这武则天彻底结束了风声鹤唳的酷吏时代。内政朝局逐渐正往开明和谐的方面发展。同时在边庭，唐军打败突厥与阿拉伯，边患既靖，内政也渐渐修明。这时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正在京外任职，（寿州刺史郭公神道碑）记载，“凡凡历州掾至别驾者三，转府僚、迁郎将者五，兼团练、监牧使各一，除吉、渭、绥、寿刺史共四州，累勋上柱国，进阶中大夫”，由此处看来，少年时期的郭子仪，跟随四方为官的父亲走遍了天涯海角。隋唐时官吏虽然都只崇尚京内为官，一旦被贬出京，便唧唧歪歪，摔摔打打，磨磨迹迹不肯上路，三五好友还要聚在一起喝酒写诗开“哀送会”。而在元羡看来，京外为官最是锻炼人才的好机会，且以张说为例，张说在武周时期就曾被贬出京，开元初任中书令，因为卷入玄宗与太平公主的争斗被贬岳州，继而迁幽州，后升任天兵军节度大使，再任朔方军节度使，一代出将入相的大才在边境成长起来，倘如留在长安，身处权利斗争的中心，身家性命只怕也难保全。郭子仪随父亲走南闯北，路途之上，只怕增长了许多见识，了解了许多生在长安洛阳的纨绔子弟无法了解的人事人情。日后身侍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而屹立不倒，众多边将出身的大臣被杀被贬而郭家的荣华一日不辍，和他少年时养成的素质和积存的经验只怕密不可分吧？父亲的五州任职经历，算是郭子仪一生中的第一笔宝藏吧。

2.作为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郭子仪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事迹很少见诸史传，新唐书对郭子仪最早的记述始于“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至于他是在哪年参加的武举，书中并没有指明。但是武举的年龄下限在《新唐书选举志下》中提到“武选，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一下及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按照郭子仪的年龄，参加武举最早也在开元三年之后。科举制度是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在高门士族把持政权的时代，给寒门之子辟出这么一条向上攀登的道路，隋文帝实在功在千秋。而武则天在均田制逐渐衰落，府兵制随之瓦解，且需要打破关陇贵族长期垄断军政要职的前提下创立武举，又给了郭子仪一个走出家门，迈向仕途的机会。由于时间不明，无法推测出郭敬之的官职能给郭子仪带来怎样的荫封（按照刺史五品从上四品从下的官位，郭子仪身为长子，应该得到从八品上的职位，但武举时间不明，无法准确判定）。由于在武举中表现不凡，郭子仪以“补左卫长史，累迁单于副都护，镇远军使”缓慢的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从他放弃祖荫，以科举发迹来看，郭子仪身上有着唐人普遍拥有渴望建功立业，成就一世英名的自信与洒脱。然而武举在有唐一代一直制度松散，且武举出身比起制举出身的官吏，相对不受重视。唐人虽素有尚武精神，参加制举走入仕途，而后出镇边庭威震一方（如前面提到的张说），才是理想的状态。允文允武，出将入相方能快意人生。郭子仪早年的经历必定是暗淡的。他像缚与茧内的蝴蝶一样，在蛰伏中等待。

3、晋阳兄与元羡年纪相仿，都即将踏入而立之年，不由感叹岁月蹉跎，思及诸葛武侯出山时也不过二十七岁，而郭子仪的机会却在五十八岁的高龄姗然而至，比武侯享寿还晚了四年，不得不让人惊叹优秀的长寿基因对这一代名将的眷顾（其父敬之卒于七十八岁高龄，基因优秀不提）。这一年是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

安史之乱的恶果史家多有赘述，这里就不多提了。然而追其缘由，却是错综复杂，千丝万缕，既有历史必然原因，也有个中人物个人性格作为推动，其中任何一线有所改动，一代名将只怕就将寂寂一生。

4、先从历史大环境着手，罗灌水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末三国天下大乱撇去不提，从晋280年灭吴，到304年李雄占领成都揭开五胡乱华的序幕，统一局面仅仅持续了24年。此后三百年匈奴，鲜卑，羯，羌，氐五族祸乱中原，战乱不断，纷争不停，白骨积山，礼崩乐坏。华夏文明遭受严重创击。虽有魏孝文帝推进汉化的举措，但实施不久就遭到鲜卑六镇起义的破坏，算是胎死腹中。而之后隋文帝统一中原与江南，汉化才得以彻底贯彻，但由于东西魏分裂时西魏由武川镇军阀把持，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多是鲜卑贵族，既日后史家所称的关陇贵族主体，即使有杨忠（隋文帝父）这样的汉人将领，却也被赐予胡姓，与胡人通婚，跟随胡人风俗生活。北周代西魏而立，后有杨坚代北周建隋，始终都是这批关陇贵族把持军政（因为杨家也是关陇贵族之一嘛），地位声望极高。这就导致了任用胡人为相为将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虽有科举制度的建立为普通士子一线希望，但终隋唐两代，士族门阀依然声望隆重。且李唐同出身关陇集团，本身胡化严重，玄宗一朝，更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夷夏，开放阔达，任人唯贤。于是有晁衡这样的文臣，也有高仙芝，哥舒翰这样的番将。社会给了胡人足够的上升空间，也渐渐喂饱了一些人的野心。记得萧让提到过，玄宗与太宗重用胡人的策略有本质的区别，太宗所用胡将，大多出身高贵，有极高的自身约束力与荣誉感，而玄宗选用胡将，则倾向于无背景，出身卑微的，例如安禄山，这样的人一旦身处高位，往往对权利得陇望蜀，对物质则极力攫取。不分夷夏的用人原则固然呈现了大唐开放豁达的胸襟，但也造成了一些具体问题，既然可以入朝为将相，为何不能进一步为天子？之前五胡十六国的存在也在告示胡人，中华不是只有汉人才能统治，有能力可以自己来！三百年外族占领中华的历史，注定了一部分胡人将蠢蠢欲动，心痒难安。玄宗本人对汉人将领极其猜忌，却因为华夏正统的观念，忽略了一些出身卑微的胡将的野心，势必造成胡将反天的结局。 中华民族有了安史之乱的教训，从此对外族的政策由大胆接纳转为小心排斥，这是自我保护与疗伤手段， 也是结束胡人乱华后历史大趋势的必然结果。

5、既然上篇提到夷夏之论，就不得不摘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唐朝虽然大量任用胡人为官，但安禄山军中却多有汉人为之出谋划策，调兵遣将，整个叛乱过程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汉人团体。这个现象陈寅恪，岑仲勉（喜欢这个名字，非常唐风）等史学家都有论述。这些汉人的名单列出来将是长长一串，再此就不占用篇幅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河北诸镇胡化严重。安禄山所在的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聚居大量的奚，契丹，鲜卑，突厥，渤海，黑水以及安禄山出身的昭武九姓等民族，与当地汉人长期混居，汉人不免沾染了胡风。二，科举制度虽然给予寒门士子上升的希望，却远远供不应求。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可以看到，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是所有唐人的愿望，魏晋时消极避世的老庄思想完全被积极出世的儒家论调所代替，是以出现“终南捷径”这样的典故。而随之而来的怀才不遇之叹，也成为了一种社会主流。在这种境遇下，李白选择抽身而去，寄情山水。杜甫甘愿愁眉苦脸，蜗居一隅。可其他士人就未必如此放得下一腔未酬壮志。安禄山起兵，进而建立大燕，给了一部分进阶无门的士子些许希望，许多人就是追逐着这样一线光芒，反出朝廷。这算是大唐盛世的荣光下抹入的一道阴霾吧。

6、除了政治民族因素，安史之乱的爆发于经济发展受阻土地兼并密不可分。中国历朝历代的有为君主，一直都在与土地兼并做着不懈斗争。韩非子称“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 ”唐初施行沿袭自北魏孝文帝提倡的均田制，国家授予农民田产，农民向政府缴纳田赋。 西魏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进一步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施行兵农合一的要则，农时耕田，农闲练兵，战时出征，一如《木兰辞》中所述。然而这样的制度沿袭至高武时期，已经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高宗利用废黜元后，更立武氏的机会狠狠打击了一批关陇及山东望族，赏赐寒门出仕的官僚大量田产。隋唐初期因连年战乱而形成的“宽乡”由于封邑急剧增长而大显不足。官僚实封数的增加，再加上唐朝一贯宽松的土地买卖政策，造成严重的土地兼并，逃户日益愈增，朝廷税收猛减，战时兵源溃竭，曾一度令武周王朝大感头痛。开元九年宇文融自荐为“劝农使”，上书玄宗“循逃户及籍外剩田，犹宜劳徕，理资存抚 ”。使逃户当地落籍，且禁制以兵徭之故贻误农时，暂解财政吃紧之苦。，中书令张说改革兵制，在国库日渐丰裕的前提下改行募兵，从此兵农分离，军事训练专业化，战斗能力大大增加。然而如此以来，军费支出浩大，朝廷不得不将财政负担交予藩镇分担。 边镇节度使的军政大权骤增，又时时“以战养兵”，四方战祸不断，掠夺而来的财富却滚滚流入边镇。再加上天宝初年天下承平，户部在册人口数是唐初武德年间的两倍有余，据现代学者估算大约接近六千万。形式虽然可喜，但已大大超过唐朝经济土地可承载的上限。（昨夜略略读过葛剑雄教授所著《中国人口史》，汉，唐，宋，明各朝元羡私下一番比较，发现中国古代人口在三四千万左右的时代，社会发展较为平稳，这也可称作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吧）。边庭节使财力丰厚，且赋役较中原略轻。这些无田可依的人口大量归依藩镇，或提戟从军，或在军镇落地为民，节度使势力又一部攀升，《新唐书—志第四十—兵》中有言，诸节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一个个俨然成为独立于唐室之外的小朝廷。 大势如此，一方造反，天下大乱的困局，还会远吗？

7、世间万事，既循天命，亦赖人为。《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年间，宪宗曾向宰相崔群发问：“玄宗之政，先治而后乱，何也？”崔群答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頲、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此语简明扼要地点出开元与天宝政坛的迥异气象，却也夸大了宰相在国家治乱中的决定作用。姚宋二相为玄宗任命，而张九龄罢相的旨意也出自玄宗之手。隋唐罢用秦汉以来的独相制，为了减少君权与相权的冲突而启用三省六部制以巩固皇权，将相权予以分割，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来将国家机器驶入轨道。这种制度大大减少了正常情况下宰相误国的几率。然有唐一代，父子，兄弟，乃至夫妻之间的亲属关系远比君臣关系更为紧张，萧墙之祸层出不穷。玄武门的城楼看惯了剑拔弩张的背叛，太液池的湖水也浓过至亲之血。大明宫里，每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每个人都在宫廷之外寻找自己可以依赖与利用的力量，宰辅与边将，都不再是治国与安邦的贤才，而成了权力角逐场上刺向亲人的利刃，于是朝堂多了李林甫，剑南出了杨国忠，朔漠中走来了安禄山。

世人多诟病杨国忠以裙带关系而得相位，因此对杨贵妃多加责难，指其为红颜祸水。却忘记李林甫显身政坛也是以攀附内宠为始。武惠妃长年获宠，阴怀夺嫡之意，欲废太子瑛更立寿王瑁。李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愿保寿王为万岁计。”惠妃德之“（《旧唐书-李林甫传》），又因与裴光庭之妻有私，于其仕途大有裨益（按：高力士出自武三思府中，裴光庭夫人即武三思之女）。李林甫的兴起，与其加罪于武惠妃，还不如归纳为玄宗本人对太子的猜忌所致。李瑛居东宫十二年，有功无过，声望甚佳。玄宗因惠妃一句哭诉太子兵变逼宫，而不问青红皂白废杀三子。昔日申生忧死，晋国大乱；汉武受蛊，京师喋血；隋文废长，遂失天下。玄宗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不知他是不是曾问过自己，真的不愿做一个慈父吗？他记得阿瑛初生带来的喜悦，阿瑶牙牙学语时叫的第一声“耶耶”，阿琚不满八岁时射来的第一头小鹿。可他也不敢忘记自己两度发起宫变，踏着亲人的血迹位登九五的经历。这一次，玄宗决定做一个君王的事实，成就了李林甫事业的开端。随着三皇子被冤杀，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接连罢相，李林甫终于独揽大权。这一天，是大唐盛世终结的开端。

8、李林甫对安史之乱的直接贡献提拔了安禄山这个出身卑微的蕃将。开元初姚崇拜相时提出的“十事要说”曾被玄宗奉为政治纲领，其中一条便是要求玄宗“不求边功”。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激增，与国力的提升，开疆拓土的意愿在满朝君臣心中逐渐扩张。 针对契丹，突厥，奚，吐蕃，南诏等战争接踵而至。边镇将士渴望通过战争出人头地，即使其中有王忠嗣这样但求守成的节度使，其麾下将士也因为没仗可打晋升之路受阻而怨声载道。使得王忠嗣无奈之下不得不发起一些有把握获胜的战役来犒劳下属。边镇节度使势力日盛，李林甫惧怕这些实力堪与己争锋的“出将入相”之才，极力劝玄宗收去对手的军权，大量提拔在朝中没有任何背景，只能任自己鱼肉摆布的胡人为将。诸节度使手握重兵，使玄宗时时感觉芒刺在背。在这一点上，君臣不谋而合，玄宗便由李林甫着去折腾。在内，李林甫阻塞举贤之路，在外，一批著有军功的将领被夺权。“贤人在朝，良将在边”的平衡终于被打破，太液池边唱响的梨园新曲皆成了盛唐的挽歌。此时历任朔方节度副使，单于副大都护，振远军使的郭子仪，见证了威震一方的王忠嗣黯然离去，跟随哥舒翰带刀纵骑扬威塞北，用身体保护张齐丘不受鞭笞，又眼看安思顺大破阿布斯部众建立奇功。灵州的朔风催促着一代名将迅速成长，也许是这权力倾轧，刀口舐血的生活赋予他日后突显的豁达容让不计小节的性格，既然古来征战少人回，今夜何不醉卧沙场，后世之事且留明朝再说？

9、与郭子仪等在边关渴望建功立业，时时厉兵秣马，抵御外敌的藩镇将士相比，屯驻京师的守卫大多聘于市井之间，对兵事多不知晓，由于承平日久，养尊处优，军备松弛，士气衰竭。且数量远远不及边镇士卒。在玄宗天宝元年，唐朝政府统计全国兵力共約五十七万人，其中藩镇兵占四十九万，中央扩骑不過八万，藩镇几乎占据全国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以安禄山一人占据的三镇为例，河东军近六万，范阳军十万，平卢军超过四万，三镇共有军马三万匹有余。这样的军备支持下，安禄山尚在招兵买马，养契丹，同罗，奚等族假子八千余人。这样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在玄宗的默许下，在宰相李林甫的积极支持下，一步步将大唐王朝推入深渊。而在朝廷内部，内耗激烈，李林甫因举荐寿王为东宫而得罪新任太子李亨，十分惧怕太子有朝一日承继大统秋后算账，于是处处与太子作对，导致李亨两度离异，屡失良佐，战战兢兢，未老先衰。储君不安则国家不稳，朝臣处于观望态度，或依附皇帝，或支持太子，每次上朝都心惊胆战，生怕自己站错队伍，朝夕不保，无心为国政出力。在民间，盛世昌平的影响下，物质财富极其丰足，每斗米的价格最低三文錢，每匹绢二百文。街道上店铺林立，备足酒饭以接待旅客，士民富庶，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天子日日沉浸在承平君主的成就感中不能自拔，享乐主义日盛一日，上行下效，挥霍无度，至天宝初年，全国财赋收入已经远远不能供给奢侈靡费的生活习惯，掌管钱粮的官僚，也开始苛政聚敛，杨国忠在度支员外郎任上时，为玄宗大量敛财充实国库，从而得到玄宗的信任与宠幸。边庭与中央，群臣与天子，朝廷与民间的矛盾日益剧增，开元后期及天宝初年的歌舞升平，李白的新词，李龟年的新曲，都不过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安宁罢了。

10、压倒李唐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杨国忠。关于杨国忠的发迹，传统史学一直归其受益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事实上，杨国忠与杨贵妃的血缘关系并不亲密，差一点儿出了五服。杨国忠年长于贵妃十数岁，杨贵妃是否知道自己这位从族兄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 杨国忠生长于蒲州，从来没有于杨贵妃的生活轨迹有过任何交集。杨国忠少年经历坎坷，因为受两个舅父——武周时期“宠冠后宫”的张氏兄弟的牵累，受尽了世人鄙视。真正提携他走上仕途的，是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章仇兼琼因见杨氏一门以贵妃之故鸡犬升天，便命自己的幕僚杨国忠利用亲属关系攀上杨家这棵大树，杨国忠相貌出众，与贵妃堂姐虢国夫人旧有私情。于是杨国忠初到长安，便成了虢国夫人的“入幕之宾“。此时恰逢李林甫权倾一时，权相致力于在朝中打击异己，杨国忠以其机诈诡辩，帮助李林甫制造了“韦坚之狱“和 “杨慎矜之狱”，有力的打击了太子李亨等人的势力，得到了李林甫的赏识提携。唐玄宗晚年生活奢靡，急于敛财，赌徒出身的杨国忠在财政方面的才能被玄宗大力利用，杨国忠为玄宗设立独立于国家财赋之外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来的钱帛皆用来充作玄宗的私房。玄宗年纪越长，花费越大，就愈加离不开杨国忠这位财神爷。在虢国夫人，李林甫，和玄宗本人的提携推动下，杨国忠地位节节攀升，仅仅用两三年间，一个小小“绿衣郎“摇身一变”绯衣“加身，继而”服紫“，升迁速度之快世所罕见。贵妃居于深宫，与杨国忠过往并不密切，且虢国夫人与玄宗”私交“不清不白，杨国忠身为虢国夫人的情人，只怕并不为贵妃待见吧？所以杨国忠因后宫之宠擢升高位的说法，元羡以为并不成立。

11、李林甫对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杨国忠的极速升迁感到了威胁。在与杨国忠互相攻讦的过程中一路败落，把持朝政19年的权相死后以庶民之礼草草下葬，家财被抄，子孙流放岭南瘴疠之地。“国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而度支、吏部事自丛伙，第署一字不能尽，故吏得轻重，显赇公谒无所忌。国忠性疏侻捷给，硁硁处决枢务，自任不疑，盛气骄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属悉苛督句剥相槊。”《新唐书-杨国忠传》，权倾朝野，威震百官。杨国忠在相位，受到威胁最大的有两个人，一是太子李亨，一是边将安禄山。杨国忠与太子的矛盾由来已久，在韦坚被贬案与王忠嗣案中上蹿下跳过的杨国忠，惧怕太子登基会与自己秋后算账，在太子背后处处捅刀。安禄山身领三镇节度使，杨国忠深恐这胡儿有朝一日以边功出将入相。不时在玄宗面前对安禄山百般诋毁。玄宗虽对杨国忠的小九九心知肚明，对这些小报告一笑了之，但安禄山却是如坐针毡。自己在边庭流血，杨国忠却在天子身侧进谗，今日虽获皇帝恩遇，难说明日还会受到维护。安禄山只好处处小心，用天然的胡人身份作为掩护，以愚鲁憨直的外形个性进一步赢得玄宗的欢心，玄宗一旦有诏，安禄山必立即动身上京，又将自己的幼子留在长安为质子。在向朝廷表示忠心的同时，又在暗中扩大自己的实力，对边庭战俘尽施恩遇，统统收入自己麾下，称为“曳落河”，专为自家效力。按照唐朝的军事政策，一贯在西北地区取攻势，东北地区则以守为主，安禄山依靠巨大的军事实力屡屡击退契丹与奚族对河北的骚扰，为西北战场提供安定的后方，被玄宗进一步倚为“安边长城”。安禄山军功越盛，杨国忠的攻击来势越凶猛。称安禄山蓄养壮士，招纳谋臣，储备粮饷，私制官服，图谋不轨，这些理由尤其是私制官服一条，从某些角度看还是相当有分量的。我们今天阅读史料，站在上帝视角，可以看出安禄山在天宝中期已然反相尽显，深恨玄宗不曾听从张九龄，杨国忠的建议杀之后快，但从玄宗的眼中看来，安禄山大字不识，不像文人出仕的汉人节度使有号令天下的资本，只不过是出身营州杂胡的一条看门狗而已。给他东平郡王的爵位，让他为自己守护东北边境，就是将安禄山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一条狗想要咬死主人，翻身当家，实是闻所未闻。但是玄宗却不自知年事已高的事实，忘记了安禄山心中怀着与杨国忠同样的担忧，一旦山陵崩，太子即位，安禄山作为玄宗一手提拔上来的将领，只怕不能受容于新君吧？况且唐代自太宗开始，直至玄宗本人，君主多由宫廷政变谋得皇位，所以玄宗对与太子参与，勾结禁军的宫变极其敏感，但忽略了兵制改革之后，边将手中的权利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央禁军实力。世易时移，思想观念却没能跟上时代形势，让元羡不得不为一代明君的晚年失误而唏嘘不已。

12、于是，天宝十四载，玄宗再次听从杨国忠的劝谏，诏安禄山进京，称在华清池为东平郡王开凿了一眼温泉，请安禄山伴玄宗贵妃同赴骊山。对于臣子来说，这是无上的荣耀，安禄山却称病没有及时起身，却派人回禀玄宗，称入秋必入京面圣。传令的宦官见河北二十四郡武备松弛，而安禄山蓄养的“曳落河”却日夜操练，觉出大事不妙，连夜飞驰入京禀告玄宗，自开元末期任安禄山为将后，玄宗几乎日日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唠叨安禄山将反，对于这样的报告，玄宗已经习惯了用“选择性耳聋”来应付。十一月，玄宗与贵妃在骊山华清池嘻游，好一派繁华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景象，却不知在范阳，安禄山的骑兵已然攻城略地，所过郡县无不望风而降。安禄山多年把持河北二十四郡官员的任免之权，早已将各郡刺史别驾县令等职进行了彻底的大换血，以致叛军在河北全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安禄山许诺玄宗入秋必至长安，看来所言不虚。当三镇节度使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时间已经过去七天，叛军先锋已将逼近黄河。玄宗这才惊惶失措，连夜组织平叛，杨国忠身为宰相，听到这样的消息，竟洋洋有得意之色，自诩料事如神。有如此君臣守国门，社稷倾覆指日可待！

13、郭子仪的失落是有理由的，即使要平叛，他也不是第一人选。朔方军远在灵州，远水不解近渴。此时安西副都护封常清刚好在朝中，立时被手足无措的玄宗抓来当了救命稻草。封常清即被扣上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的“虚衔”（此刻此两镇节度使的官职还是安禄山占据着）出镇东都洛阳。封常清身经百战，精通兵法，不免生出骄敌之心，临行之初，向玄宗许下“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计日取逆胡之首以献阙下！“的豪言壮语。封常清只身前往洛阳，开库募兵，只招得六万市井子弟。洛阳世为东都，繁华不下长安，自中宗重福政变之后即未见兵戈之事，府库中军械腐朽，不堪一击。洛阳子弟于骑马打猎，斗酒吟诗皆是能手，阵前交兵，冲阵杀敌，只怕都无一可行。安禄山手提十五万精锐骑兵，已然行至黄河，封常清于虎牢关（唐称武牢关，避李虎讳）前看着这六万新兵，既无战马，又无武器，当初饮马黄河，杀贼立功的雄心壮志，此时只怕已灰了大半截吧。事到如今，只好生死置于度外，尽忠为国一战。所幸兵勇皆是在本乡招募，此时守卫家乡，这些将士也毫不畏惧，以棍棒肉体抵抗叛军的长枪铁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每次读书到这个地方，元羡都不得不掩卷半日，好似读三国演义到单刀赴会之时，都要停下一阵子，因为知道关公败走麦城一段就在前方。而关于此次东京之战的记载，元羡读来也想大哭一场，” 禄山声势益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七卷(唐纪)》。恰逢这日洛阳天降大雪，白野茫茫之上洒下一片片殷虹血渍，似乎在对上天昭示人世不幸。李白在蜀中闻得此事，写下一篇流传千古的《古风》——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十一月二十日，安禄山留在长安为质的幼子安庆宗被腰斩（腰斩为私刑，不在唐律之内，可见玄宗雷霆之怒），其妻荣义郡主（歧王李隆范之女）本为招揽安禄山之故下嫁安氏，此时亦被下令赐死，朝堂内外立时风声鹤唳，与安禄山有私交的官员日夜惴惴不安。此时的郭子仪，身兼天德军使，九原太守与朔方节度使右兵马使数职，为大唐防控突厥的入侵。其上司朔方军节度使安思顺因与逆首安禄山同族之故（安禄山是安思顺叔父的继子，二人并无血缘关系，安思顺为突厥人，安禄山却是粟特人），被诬与安禄山交往过密，虽免除连坐之诛，却也被解去兵权，征召入朝。朔方军节度使的大任一下子落在了郭子仪的肩上。这一年，郭子仪已经58岁，将近花甲之年。岁月流逝，半生戎马，此时终于等到了建功立业，荣妻荫子的机会。却不能像裴行俭那样扬威西域，刻石纪功；也不像薛仁贵那样脱帽退敌，晏定辽东。安禄山内乱一起，朝廷困顿，生民倒悬，西北诸镇不得不一边领兵勤王，一边分心抵御突厥吐蕃乘火打劫，被这样的局势捆住手脚，即使身居节度使之位，手握数万雄兵，建立奇功，留名青史的机会，也是十分渺茫吧。

（未完，见下一层楼）

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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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收拾残勇，退至陕郡，与右羽林大将军高仙芝随后带来的五万大军会合，这五万人，有中央禁军，有藩镇勤王之师，也有临时在长安周围招募的新兵，数目虽少，却是玄宗可以调出的全部兵力。高，封二人共事多年，情如兄弟，此时联手克敌，倘若此战不捷，以死殉国，也算身得其所。既然全军上下已怀死志，便也不怕叛军虎狼之师。然陕郡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死战只能徒损兵力，于事无益。于是高封二人决议放弃陕郡，退居潼关，潼关天险若能守住，长安可保无忧。叛军前锋已然逼近陕郡，刻不容缓之际，无法及时向玄宗禀明战略部署，二人统兵在外，只好权宜行事，引军后撤百里避入潼关。唐军刚在潼关落脚，崔乾佑已率领叛军追至关口。高，封二人松了一口气，好在先行一步占领险关，不然京都不保。然而此举却被监军宦官边令诚抓住把柄。上报玄宗，斥封常清败走陕郡，东都失陷之罪，以及高仙芝不战自退，陕郡百余里拱手奉与叛军之罪，玄宗吃安禄山一吓，对手握兵权的武将最后一点信任也早已消靡殆尽，封常清洛阳首败，便被玄宗削了官职，罚在高仙芝军中以布衣之身行走。幸得高仙芝顾及旧情，对他十分礼遇，监军边令诚频受高仙芝冷落，心中愤慨，于是向玄宗极言二人过失。不几日，玄宗派宦官骆奉先赴潼关宣诏恩旨，封常清兵败洛阳，赐死，高仙芝盗用军粮，赐死。军中兵士无不知将军冤枉，欲求玄宗收回旨意，然高，封二人却自知天命已尽，不能马革裹尸，死节军前，却怀着天子的猜忌与莫须有的罪名下赴黄泉，自古为将者的悲哀，莫大于此吧？

一直奇怪胸有丘壑的玄宗为何会犯下临阵杀将的大错。边令诚的无知狭隘，玄宗不是不知，若说玄宗因安史反叛而不再信任蕃将（高仙芝是高句丽人），也不成立，因随后玄宗派出守卫潼关的将领哥舒翰依旧是胡人。左思右想，只能归结于玄宗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四十年前那个诛韦后，除太平，将大唐国势推向顶峰的承平君主，身上积蓄的所有自信已被这场叛乱摧毁殆尽，是那样的自信纵容了安禄山势力的膨胀，也是那样的自信亲手摧毁了那个神话一般的盛世。此时的玄宗，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再放过一个，从此胡将也好，汉军也好，用而疑之，成了唐代自天宝末年至最终覆亡的用将原则，也是安史之乱得以持续八年之久的原因。

15、高仙芝，封常清一死，朝中无将的局面已然形成。玄宗不得不请出七十高龄的老将哥舒翰。哥舒翰出身西突厥哥舒部，兼领陇右，河西节度使，爵封西平郡王，向与安禄山水火不容。然而此刻，哥舒翰已中风瘫痪，病废在家，却廉颇虽老，壮心不减，拜别玄宗，提二十万大军进驻潼关，实施了和高，封二人相同的战略，驻军关内，按兵不动，意图拖死崔乾佑的部众。此刻，安史叛军的主力在洛阳面临燃眉之急，范阳起兵之后归降的河北二十四郡士庶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叛军，颜真卿一介书生，首倡义兵，冲锋陷阵，阻断了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义军将安禄山四面围起，渐渐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崔乾佑久攻潼关不下，叛军进退两难，倘若假以时日，比为官军与义兵合力剿灭。然而天佑叛逆，大唐的宰相再次出马拆自家的戏台。杨国忠见哥舒翰在潼关内按兵不动，深恐哥舒翰与安禄山坑瀣一气，定要上书玄宗逼迫大军立刻出关与崔乾佑一决雌雄。玄宗在对武将降到冰点的信任度支配下，居然接受了杨国忠的苦谏，下诏令哥舒翰引军出关。面对皇帝与宰相的重重逼迫，虽知一旦兵出潼关，必然大败，二十万将士命丧此地，然而高，封二人血渍未干，英魂未远，不遵诏令的下场哥舒翰也不敢去想，大军出关之时，这位身经百战，从遍地踩着尸骨一路走来的八旬老将，涕泪纵横，放声悲泣。元羡一直在想天宝十五载响彻潼关的哭声，祭奠的是六军必败的命运，大唐衰微的国运，还是失落的君臣鱼水之情？

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为七十里狭长山道，却是唐军出关的必经之路。崔乾祐预先伏兵南面山上，先遣不满四千散兵诱敌。唐军见崔乾祐兵少，不以为意，行入隘路。崔乾祐命人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狭道，唐军被烟焰所呛，一路大溃。潼关一战，二十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不得已归降安禄山。这位军功赫赫，威震北疆的老将，西鄙歌中所唱的令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英雄，用屈下的膝盖换来了不到一年的续命。哥舒翰虽是胡人，但熟读春秋，左传，通晓大义。昔年王忠嗣案一起，哥舒翰曾以身家性命为注苦谏玄宗，为王忠嗣辩白，终得保其一命。如今功亏一篑屈膝投敌，一代名将与他效忠一世的大唐朝廷，不知究竟是谁负了谁？

哥舒翰潼关之败，意味着长安已经毫无遮挡地暴露在叛军面前，潼关一役，败得简直是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哥舒翰和安禄山势均力敌，由于一直处于敌对关系，虽然彼此厌恶，但也相知甚深。哥舒翰守关时，曾向玄宗献上奏章：“禄山习用兵，今始为逆，不能无备，是阴计诱我。贼远来，利在速战。王师坚守，毋轻出关，计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观事势，不必速。”可以看出，哥舒翰对安禄山的用兵之道深谙于心，是以不肯轻举妄动，只等安禄山在一片反抗声潮中自取灭亡。即使玄宗急于求胜，逼唐军出关，敌方崔乾佑的先头部队用老弱残兵置于阵前，简直就是在旌旗上写上了“诱敌”两个大字，况且出关之路地势险峻狭窄，唐军只能排出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简直就是“火烧连营”的翻版。哥舒翰深知兵法，曾在石堡之战中大败扼守险要的吐蕃大军，不可能看不透崔乾佑的诱敌之策。可此时他将二十万唐军倾巢而出，去敌崔乾佑不足两万人的军队，竟没有布下一兵一卒留守潼关。元羡不得不奇怪，哥舒将军，你到底在做什么！

无论如何，潼关失守，是郭子仪成就一世英名的机遇之始。天宝十五载夏，长安城中初现繁花如锦，灞桥上柳色青翠如洗。秦娥一曲，送别的不再是仕宦商贾，文人墨客，而是玄宗舍祖业，弃宗庙，仓皇出逃的背影。

16、肃宗即位后，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回纥联军收复河东，攻入潼关，崔乾佑大败而退蒲津，于此同时，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国中形势一片大好。至德二年，叛军被赶出长安。唐军乘胜追击东进，将安庆绪逼入相州，收回东都洛阳。两京光复，郭子仪被拜为司徒，赐爵代国公。肃宗亲往扶风，忙于迎接避入蜀中的父亲玄宗回京，而失去了追剿安庆绪余部的机会，以致安庆绪在河北重整旗鼓，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史思明归降唐后，重又与安庆绪勾结，再度反叛，乾元元年，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七位节度使同平卢兵马使董秦领兵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率部助战。收复两京，郭子仪与李光弼皆为元勋，唐肃宗声称两人功绩相当，不能彼此从属，故不设元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监军，名为辅助，实则监视。李光弼所率河东军与郭子仪的朔方军素来不和，九大节度使不分上下，唐军缺少统一指挥，再加上鱼朝恩作威作福，胡差乱命。致使号称六十万之众的唐军大败于邺城，郭子仪不得不退守洛阳，其余各节度使四散回归本镇。一场本可稳胜的战争再次由于宦官的介入而结束得虎头蛇尾。肃宗雷霆震怒，监军鱼朝恩却将责任全部推在郭子仪身上。声称郭子仪指挥失当，误国误君。灵武从龙之功，两京光复之利，仅仅帮郭子仪保住了一条性命。乾元二年，肃宗解除郭子仪兵权，召之回京，而后三年，郭子仪一直充任闲职，一生似乎就要在这样的沉寂中走过。

历史不断重复上演着“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驰马塞外，开疆拓土的边功，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是锦上添花的瑞彩，而平叛杀敌，收复失地的再造中兴之恩，对君主来说，却是高悬于顶的一把利剑，之后几年，安史之乱中的功臣活在天子的猜忌中惊惧不安，来瑱冤死于被贬的路上；李光弼因不敢应招入京而威严尽失，忧愤早亡；仆固怀恩被逼无奈起兵反叛，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看着百战余生的战友们一个个在诡谲的朝廷斗争中陷入万劫不复，郭子仪不得不活的战战兢兢，萧让在《女皇之路》一书中用：”雄鹰收起翱翔天际的翅膀，小心翼翼以免被篱笆上的刺所伤“来形容武周酷吏时代的朝中官员，元羡认为这句话放在诸位乾元功臣身上一样适用。郭子仪在京中不断求田问舍，聚财敛物，家中姬妾盈室，儿女成行。好一派富贵泼天的景象，不知几人能从其中看出暗藏的以”自黑“而求”自保“的无奈与凄凉。

然而上天似乎不愿郭子仪就此沉寂下去，宝应二年，太原，绛州唐军哗变，河中军统帅李国贞，太原节度使邓景山被杀，肃宗十分惧怕太原守将与史思明叛军联合，反扑朝廷。先后派出白孝德，辛云京出任节度使前去镇压，但由于两人资历太浅，太原守军十分看轻这两位新统帅，白，辛二人无法压住局势。如今，朝中可用的唯有郭子仪，肃宗无可奈何，只得重新搬出老将。“河东之事，尽付于卿”这是肃宗留给郭子仪的最后一句话。65岁高龄的郭子仪身兼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等职，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郭子仪凭借自己历年在朔方军中的威望，一到太原，便诛杀王元振为首的叛将四十余人，军士震慑其威，不敢再造乱。既然肃宗将河东之事交予郭子仪处置，此时事毕，郭子仪即刻上书代宗，解除兵权，代宗深解其意，令郭子仪为山陵使，督建肃宗陵寝。每每读书到此处，元羡都不得已感叹郭子仪的大度与智慧，召我即来挥我即去，甘为备胎不计荣辱的处世态度，在历史与现实中都十分罕见，所谓“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层皮”，多少武将为了争一口气而含恨九泉，又有多少文人为了保全一层面皮而身败名裂。

17、郭子仪军功虽著，却从不肯以此为傲，《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载了郭子仪青年时犯罪，得到了李白的庇护免于刑责的故事（元羡对此事存疑），而安史之乱中，永王璘谋逆被杀，李白因永王幕僚的身份入了死罪，是郭子仪以自己的军功仕途，身家性命作保，才求得诗仙一条生路，流放夜郎了事，郭子仪当时已经身处天下兵马副元帅一职，为助一介白衣书生而放弃自身的前途富贵，如此视权势如无物的态度，即便其中有些许作秀的成分，也能令时刻悬着一颗心的肃宗松一口气吧？从肃宗至代宗时代的几次军士哗变可以看出郭子仪在军中的威望。郭子仪军纪严明，赏罚有序，而且御下甚是宽厚，与同期名将李光弼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光弼律下极严，乾元年间接替郭子仪担任朔方军节度使时差点儿也遭到推崇郭子仪的朔方军哗变驱赶。郭子仪深知麾下兵将所需，无非是提剑汗马取公侯，荣妻荫子金满门。军中将士有世家纨绔承继祖荫，有市井子弟自愿投军，有贱奴俘虏无奈从伍。素质参差不齐，性情喜好各异，战争中曾多次出现士兵抢掠百姓，甚至损毁墓穴盗取陪葬物品的恶行。郭子仪深知用其兵，需给以惠的道理，没有过分加以苛责。而宦官鱼朝恩素与郭子仪不睦，命人暗中毁坏郭子仪之父郭敬之的坟墓，期望郭子仪能因此冲冠一怒，或冲撞代宗，或因此谋叛，以拔除这心中一刺。郭子仪入朝面圣，满朝文武皆惴惴不安，深恐郭公因此生出异心，肃清的寰宇之内又会重燃战火。不料郭子仪在代宗面前扑地拜倒，哭道：“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一句话掷地有声，将过错一并揽在自己身上，鱼朝恩一干等看好戏的人物，只怕听了这话也是既惊又叹！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样的生活态度自来被人推崇，能真正付之于行的，只怕古来只有一人吧？

18、代宗广德元年，吐蕃攻占河陇地区，趁着中原战乱未平，联合吐谷浑与党项趁火打劫，20万番邦大兵一路凯歌高奏，未及十月，已然攻陷奉天，直逼长安。风雨飘摇中的大唐朝廷再度面临覆巢之危。继玄宗离京西逃之后，大明宫中的森森殿宇再次被主人遗弃，代宗一路向东逃亡陕州，吐蕃占领长安，立中宗时期和亲吐蕃的金城公主的弟弟，也就是吐蕃国舅李承宏为帝，将代宗李豫一笔勾倒，代宗不得不再次将郭子仪扒拉出来推上风口浪尖，郭子仪被任命为关内副元帅，虽有副帅之职，手中却无可用之兵，郭子仪只得在商州附近收拾散兵数千人，白日击鼓，夜燃篝火，以壮声势，迷惑敌军，吐蕃不明就里，不敢轻易出战。也许依旧是天助大唐，吐蕃军入长安仅仅15天后，就因天气炎热，兵士多发瘟疫而不得不撤退，郭子仪顺利二次收复西京。代宗少年时跟随祖父父亲被安史叛军逼出京师，如今又为吐蕃所困，再次弃宗庙祖坟而走，内心已如惊弓之鸟，在程元振的劝谏下，希望能够就此离开长安，定都洛阳，借迁都改变国运。郭子仪力劝代宗还都长安，并提出一套抵御吐蕃的方案安定代宗的惴惴忧虑。读书到此，元羡万分敬服郭子仪一心为国的忠诚，此时郭子仪镇守长安，握有重兵，倘若代宗迁都，郭子仪大可乘机占据关内，雄踞山河之险，称王称帝皆非难事。大唐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立身之本就在关中，倘若迁都事成，同样出身于关陇贵族的官僚和代宗皇帝之间必然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痕，亦是可图之机。而郭子仪却极力劝谏代宗回归西京，赤胆忠心，天日可鉴。有些学者提出，经历二次复京之事，代宗似乎也对郭子仪放心不少，所以提出擢升郭子仪为“尚书令”的决定，虽然被郭子仪两次上书拒绝受命，但这一提议表明了代宗已经逐渐消除了对郭子仪的戒心。但元羡却以为不然，尚书令一职，在唐初非同小可，在所有执事官中，尚书令是毫无疑问的百僚之首，唐代只有李世民在高祖武德年间尚为秦王时担任过。此后历代帝王皆因尚书令职权过重，不再任命尚书令，仅以尚书省副官尚书仆射，合同中书令，门下侍中组成宰相班子。而随着时事迁移，皇权对相权的侵蚀，三省之中，逐渐只留下了中书门下二省执事，尚书省已被高高挂起，不再对中央决策具有任何影响。此时的“尚书令”已不复高祖武德时期的“尚书令“，仅仅是代宗为除郭子仪之权却不愿落人话柄而施的障眼法而已。

19、广德二年，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纠结吐蕃，回纥造反，十万大军逼近关中。郭子仪率军拒敌于乾陵，代宗深知郭子仪之功已经赏无可赏，唯有将爱女升平公主下降郭家。郭子仪一门荣显，如今又成皇亲国戚，既富且贵。常言道：“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尚主之家，虽然一时贵重无比，但也因身处权力斗争的核心地带，更容易遭到政治暴风雨波及。而唐代公主天生具有北朝血统带来的骄横跋扈之气，更是难以驾驭，升平公主身为天家骄女，幼年虽然因为生母出身崔氏（崔氏是杨贵妃的外甥女）而受到连累，早早失去母爱，却因祸得福受到了代宗的格外怜惜。如今初为新妇，在和驸马郭暧如胶似漆之余，难免偶有口舌之争。郭暧作为郭子仪最少子，平生所受的娇养不亚于公主，一样不肯在娘子面前伏低做小，竟逞一时之气，对公主说出“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资治通鉴卷224》，坦言其父郭子仪仅仅是不屑于做天子而已。代宗对此事的处置一向为后世称道，一面安慰女儿道“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这不是你小女儿家能明白的事情，倘若你公公真想要做天子，这里哪还有你爹的立足之地？“） 一面安慰郭子仪：“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足听哉？“将此“谋反大案”的证据一言压下，一笑了之。自古以来，导致灭族亡家的夫妻闺房戏言比比皆是，代宗的处置手段，是出于政治智慧，也是来源于形势所迫的无奈。郭子仪似乎已经死死扣住了大唐帝国的命门，纵使代宗有再多疑忌，再多愤懑，此刻也不得不像一个习惯了吃软饭的丈夫一样，在把持财政大权的妻子面前，失去了挺起腰杆子的权利。

20、怀恩拒命三年，最终暴死于鸣沙。怀恩所纠结的十万吐蕃回纥大军因此失控，内讧不断，两国军士从此分营居住。郭子仪从中看到了可乘之机，命牙将李光瓒去往城西回纥营中，游说回纥联合唐军共击吐蕃。仆固怀恩曾谎称代宗驾崩，子仪捐馆为理由劝说回纥出兵攻唐，此时回纥听说郭子仪在军中，大吃一惊，要求令公亲自出面相见。子仪曰：“今众寡不敌，难以力胜。昔与回纥契约甚厚，不若挺身往说之，可不战而下也。”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卫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郭晞扣马谏曰：“彼，虎狼也；大人，国之元帅，奈何以身为虏饵！”子仪曰：“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不然，则身没而家全。”以鞭击其手曰：“去！”（资治通鉴卷223）果然回纥一见令公之面，当即心惊胆寒，郭子仪脱去甲胄，丢下兵器，慨然步入回纥军营，陈述利害，晓以情理，回纥诸酋长面面相觑，心服口服。立刻答应郭子仪之请，倒戈进攻吐蕃。自此以后，史书中便记载了唐纥联军的节节胜利：“癸酉，战于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泾州东。知了龋丁丑，仆固怀恩将张休藏等降。辛巳，诏罢亲征，京城解严”，久经铁蹄蹂躏的大唐边境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的羽翼护卫下再度回归宁静。唐初贞观时，太宗曾以名将秦琼与尉迟恭为门神，画像入凌烟阁，为太宗镇守国门，匆匆百年已过，当日的战神已成传说，郭子仪的画像也被隆而重之地奉入凌烟阁，在外，他是拱卫大唐边境的铜墙铁壁，在内，他成了撑起混乱朝局的擎天一柱。继仆固怀恩之后，华州刺史，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倚仗军功，不满朝廷封赐而怒杀监军张志斌，并令属下分食其肉，再度扯起造反的大旗，又是郭子仪怀揣装有代宗密诏的蜡丸，前去渭水平叛。叛军部下听闻郭令公亲至，纷纷投诚，华州牙将姚怀，李彦俊杀周智光献周氏父子首级于郭子仪帐前。大唐中兴四将，此时已几乎凋敝殆尽，只余下郭子仪一人，还能看到被大历二年上元焰火照亮的长安夜空。

21、自大历三年开始，郭子仪晚年最重要的功绩，就是防控吐蕃，吐蕃兴起于六世纪末期，和唐王朝几乎是并头崛起于东亚大陆之上。贞观三年，年仅十三岁的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在其父囊日论赞统一苏毗的基础上，进一步又先后征服、兼并羊同、白兰、党项、附国等，建成强大的吐蕃王国，建都逻些。此时正值大唐国力强盛，边境诸族莫与能争，同奉太宗为“天可汗”，松赞干布身为识时务的豪杰，不愿自损八千与强国争一日之长短，从贞观八年开始遣使与唐修好，几经周折，终于抱得公主归，成功做上大唐的女婿。文成公主入藏后近30年的时间里，唐蕃两国舅甥关系融洽，边境安宁，兵戈不起，直到高宗总章二年，吐蕃进军吐谷浑，同为大唐女婿的吐谷浑可汗兵败失国，求助于唐高宗，高宗遣薛仁贵带兵五万助吐谷浑复国，与吐蕃战于大非川。唐军损失兵力近五万，并且丧失对安西四镇的控制。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再度和亲吐蕃，黄河九曲被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划入吐蕃版图，玄宗时代扩边之志日盛，边将求功心切，张守珪，王忠嗣，哥舒翰等人数次大破吐蕃，黄河九曲再度为大唐收复。唐蕃之间就在这样激烈的相爱相杀中参与书写着彼此的历史。安史之乱之初，唐朝征调大量军队前往河北平叛，吐蕃乘虚而入，侵占陇右，河西，安西等镇的大唐领土，并趁唐朝君臣相互猜疑，朔方军内乱的情况下，受到仆固怀恩的利用，吐蕃兴二十万大军逼入长安，致使代宗弃京东遁。吐蕃频频入侵，全赖郭子仪一力挽回大局。自大历三年至大历十四年代宗驾崩，郭子仪一直像巍然不动的磐石，镇于大唐的西北边疆，德宗即位之后，尊奉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中书令，由武举出身而最终位列宰相者，历朝历代仅有郭子仪一人。郭子仪位极人臣，子孙繁昌，后世以“修得汾阳福”来形容某人福禄双修，贵尊无极，都是缘于此处。次年六月，将星陨落，郭子仪以八十五岁的高龄走完了铁马秋风的一生。往日的等待，荣耀，猜忌，泪水与血痕都最终湮没在泛黄的书页间，德宗特命加高十尺的坟头经历千年风雨侵蚀，如今也已经夷为平地。细数郭子仪的人生，少年得志，壮年沉郁，晚来著勋的经历成就了他在任何一部人类史书上不得不记述一笔的传奇。而今千年岁月流过，当元羡翻开两唐书，在字里行间感受升平气象的荣光与残破河山的落寞时，不由得感叹，历史是怎样经过近三百年岁月的变迁， 拣选出这位见证了盛世辉煌又扫清了寰宇乱象的名将，来为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创造出又一重天地？

拈花小和尚

先进来扣个印，一会来细读。
转的呀，可以去我那个版。

自励

元羡的个人照：

自励

拈花小和尚 发表于 2025-2-6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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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有此意，请移动一下帖子吧。

拈花小和尚

元羡（宇文绍）是我的好友，她的文史功底不错，尤其热爱隋唐史，可惜她在2015年就不幸病逝了。
现在我将她过去写的一篇文章转给大家看，以文寄思。

遥寄哀思。